布达拉宫里的男童舞团

编撰｜王大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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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先有大喇嘛对于同性婚姻明确支持的态度，而在引自《西藏是我家》（The Struggle for Modern Tibet: The Autobiography of Tashi Tsering）有关于宗教和世俗生活当中明确的记载着与同性恋相关的内容。

旧时西藏，在拉萨的布达拉宫里，有一个专门在仪式上为达赖喇嘛服务的歌舞团，叫gadrugba。这个歌舞团的成员，都是十几岁的男童。传统的做法是，从卫藏的农村里选拔八至十岁的孩子，送到布达拉宫，作为一种抵税。经过训练，学成后为达赖喇嘛歌舞，直到十八岁为止。

一般农家都痛恨这种“税”，因为抽中了就等于失去了一个儿子。十岁的扎西次仁经过考核被选中，他却感到莫名的兴奋，因为他知道此一去就将离开那平静如水的山村，进入外面的世界了。他告别流泪的母亲，走了八天，终于来到拉萨，第一次看到了壮观的布达拉宫。

离开了母亲的舞童扎西次仁的生活却很不好，他必须寄住在别人家里，而人家待他很恶劣。歌舞团的训练非常严格，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那些大人可以说是凶恶，他动辄挨打和羞辱。于是，他就一次次地逃跑。他曾经逃到几公里外的哲蚌寺，这个著名的大寺庙有一万个喇嘛，他为喇嘛们干点活，喇嘛们给他吃住。可惜不久就给发现，抓了回去。

就在那些日子里，他听说了喜马拉雅山南，有一个国家叫印度。那里有一个地方叫嘎林堡，那里有藏人的商人，还有学校。他想逃到那里去，于是就往江孜和日喀则方向走。他给骡子商队打工，给朝圣的人帮忙，结伙翻越山口。这一路逃亡，小小年纪吃了很多苦。终于在半路上给他的“叔叔”找到了。原来自从他出走，家里就一直在找他。叔叔将他带回家。他的父亲再把他带到拉萨，回到歌舞团。

接下来，他在布达拉宫歌舞团的处境突然起了变化，他被一个有一定地位的僧官看中，成为他的同性伴侣。这是怎么一回事，扎西次仁做了一个说明。

在漫长历史的大多时间里，旧西藏是一个政教结合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官吏分两种，一种是俗官，另一种是僧官。僧官既是喇嘛，又是官吏。这种僧官制度的逻辑是，藏人社会既然是佛教社会，那么喇嘛担任行政官吏，就可以更好地用佛教来管理社会。可是，由于行政事务繁复，这些僧官渐渐地就变成名义上的喇嘛，他们不得不成为全日工作的官吏，不再住在喇嘛庙里，平日也不参与晨钟暮鼓的佛教功课。他们的日常生活已经不是庙里的喇嘛，而是政府的官员。但是，他们又具有喇嘛的身份，也就是说，他们是受了戒的，必须遵从佛教戒律，独身禁欲，不近女色。如果他们破戒，就会失去他们的喇嘛身份，僧不再，官也当不成了。

可是，这些住在城中自己家里的僧官，没有喇嘛庙的环境约束，自然本性中的性欲就成为一个问题，于是在僧官中发展出了一种变通的做法，使得这种性欲望有一个出路，同时又不算破戒。这就是找一个男性青少年，作为一个公开的伴侣，可以从这种关系中得到性快乐，但是不能有性行为。

僧官在找性伴侣的时候，两种男孩特别受重视，一是藏戏的演员，很多是男性的旦角，另外就是扎西次仁这样布达拉宫的舞者。于是，有一天，扎西次仁的上司来问他，说一个叫旺度（Wangdu）的僧官看中了他，问他是不是愿意。

扎西次仁说，他是可以拒绝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自愿的关系。他说，他不是同性恋者，他的性取向不是同性。但是，他理解这种关系在传统藏人社会中是怎么回事，知道和这样一个有权有势的僧官结成亲密关系，很可能对他是一个并不常有的机会，不要轻易放弃。于是，他决定同意。他说，“这就开始了我一生中最好的几年”。

这里，扎西次仁又对这种习俗作了一点解释。他说，他和僧官旺度拉（“拉”放在名字后面是藏人表示尊敬的称呼）的这种关系，不是西方社会所谓的同性恋。一般藏人是对同性恋皱眉头的。这种关系只是僧官们避免破戒的一种习惯方式，是一种公开的变通办法。他对此是知道的，所以当他的上司来问他的时候，他并不吃惊。他认为，他的决定是对的。在以后的几年里，旺度拉帮了他很大的忙，他再也不挨打受辱，得到了较好的学习条件，而且确实和旺度拉发展出相当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的感情，一直维持到旺度拉去世。同时，这并没有改变他对女性的态度。事实上，他后来和别的女性交往，甚至还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旺度拉并不嫉妒。不过旺度拉对他和其他男性交往却是要嫉妒的。

就这样，他十八岁了。按照规矩，就不能为布达拉宫跳舞了，必须另寻出路。时为1947年，外部世界正天翻地覆，藏人藏地却懵懵懂懂，还是一副世外桃源的样子。这时候，他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教育，尤其写得一手好字。在藏人社会，那个时候的所谓文化教育，主要就是写一手好字。但是个人前途出路却并不容易。传统藏人是一个等级严格的社会，社会制度结构上的流动非常有限，基本上所有人生下来就决定了一生。他出生在农家，却有一颗不安分的心，要打破传统规定的地位，就必须自己去想办法。

旺度拉这时帮了大忙。由于旺度拉的关系，他知道布达拉宫的财政部门有一个空缺。在旺度拉的引荐下，他考上了这个职位。在他还没有完全离开歌舞团的时候，一个官位就已经在等待他。对他这样的山村农家孩子，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青年扎西次仁在布达拉宫的财政部上班，就这样迎来了西藏和平解放，解放军来了。时为1951年，扎西次仁22岁。

性的历史早已贯穿了人类的历史，与西罗马灭亡之后的欧洲和中东相比，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的社会风气始终处在宽松的阶段，尤其是晚明时期西方传教士无不惊叹北京青楼与娼馆的兴盛，对于同性恋宽容的风气同样也充斥于这个历史的每个角落。抛去对生育率追求，从古至今中国从未出现将同性恋迫害或者消灭的举措，这种宽容与长期以来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密切相关。

佛教从来不会说轻易地说什么是错的，起码不会孤立的树立起一套标准。在佛教，最重要的教义与戒律就是无限的无休止的宽恕与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佛教是最天真的。但是惟其天真，才彰显了世尊超越一切的爱，正是这种爱，才使得在佛教在那么多宗教当中，绽放出独特的光明。

佛教认为，世间万法都是依因缘而生，依因缘而存在。世上没有不依靠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的东西，任何事物都是因缘合和而成；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不受其他事物的影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不影响任何其他事物；任何事物都有前因，也有后果，而这种因果关系构成了一个无始无终的链条。佛教没有一套孤立的道德评判标准，当佛教说一个行为是错的时候，并不是因为这个行为违反了某一种道德标准，而是这种行为给你自己造成了伤害。

佛教从来不会认为真的存在另一个残忍的，可怕的实体性世界，在原始的阿含一系的佛经里面并没有太多的关于地狱世界的实体性描写，关于地狱的描写，诸如阎罗王，恶鬼的惩罚之类是在大乘经典里广泛出现的。在泰国高僧佛使比丘尊者的理解中，“地狱是一种心理状态，当你内心被悲哀占据的时候，就身处在地狱。”在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异性恋，甚至是僧侣，如果内心满是悲哀与痛苦，那么就如同在地狱中，而同性恋，如果是获得了真爱，内心喜悦，便如同身在阿閦佛国。因此，同样是被宗教所深深影响的世俗国家，东南亚和中东两个地区，对性少数人群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

尤其在泰国可以看到，尽管在法律层面上对性少数人群并没有多么“进步”的地方，但是在世俗生活上，整个泰国社会形成了宽容的风气，异性恋与同性恋各安一方，相互有交集但又并不会干涉彼此的生活，甚至泰国游一些寺庙专门会招募第三性别人士称为僧侣，这也与佛教所贯彻的众生平等与离苦得乐的修行观念所重合。

回过头来，禅宗认为修行的真谛在于让所有的心绪烦恼一概放下，因为无时不刻不被痛苦所包围。“父母强迫自己同性恋子女，表现出异性恋的样子”是苦；“一个同性恋，隐瞒自己是同性恋，强迫自己要表现出异性恋的样子”是苦；“一个同性恋，在一个异性恋霸权的社会，强迫自己表现出异性恋的样子，怕影响到职业前景”也是苦。针对同性恋现象在佛教里面的解读，在香港的《禅心论坛》中曾经有过激烈讨论，

圣严法师（台湾佛教法鼓山创办人）：

“同性恋者不快乐，是因为自己习性和一般人不同，所以和人格格不入；如果大家不以为他们是异类，那也就没有什么问题。当孩子告诉你，他是同性恋，做父母的只有接受。”

——圣严法师着《方外看红尘》

咏给明珠多杰仁波切（藏传佛教噶举派第七世活佛）：

问：请问仁波切，藏传佛教对于同性恋的看法是什么？是因为具有极大的罪障吗？

答：他们是不是比较具有罪障呢？关于这一点，我没有看到他们是比较具有罪障的。所以，应该是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的。

——《海涛法师专访咏给明珠多杰仁波切》

释昭慧法师 (台湾玄奘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教授)：

“为了改善前述恶业与苦迫循环无已的不良现况，同志运动实有其必要。作为一个众生平等论的服膺者，佛弟子应大力支持同志争取平等对待的权益，而不只是保持高度礼貌的缄默而已。”

——佛教频道《“同志”议题的佛法观点》

达摩难陀尊者（马来西亚佛教大长老）：

“我们没有权利去谴责那些与我们想法和做法不同的人，特别是当自己也身为其它感官娱乐的奴隶这种情形下。我们知道，我们一只手指指向别人，就有三只手指指向自己。总之，同性恋与异性恋一样，都起源于无明，而并没有基督教意义上的有罪。”

——佛教频道《达摩难陀尊者与一位同性恋者的通信》）

杨惠南（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教授）：

“佛典中确实对同性恋者采取歧视的态度。这就像对女性采取歧视的态度，因而制定八敬法一样。在目前这个讲求平权的时代，这些不合时宜的戒条，实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佛教弘誓学院院刊《我所知道的台湾同性恋佛教徒》

部分资料来自于维基百科及谢丹Barry和Tsheten Gyurmey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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